縱觀古今歷史，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主題”。那么何謂“時代主題”？簡單說來，就是人類社會在一個時代面臨的全球性、戰略性和關乎全局的核心問題。上世紀80年代，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該如何把握新的時代主題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的轉移和改革開放的展開，爭取一個有利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和平環境越來越成為全黨的共識。
1979年1月29日，美國總統卡特在白宮外的草坪上舉行隆重儀式，歡迎30年來首訪美國的中國領導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
實現中美建交，結束了兩國之間30年的不正常狀態，為我國正在推進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更穩定、更有利的國際環境。基于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黨中央開始對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
首先是改變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新的科學判斷。鄧小平反復說明，“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爭取二十年的和平環境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鄭重申明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發展同各國的關系。鄧小平說：“我們一定要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強同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加強同全世界人民的團結，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推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奮斗。”
1984年5月17日，鄧小平會見厄瓜多爾總統烏爾塔多，同時對世界當時存在的兩個最根本問題發表看法。第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當今世界不安寧的根源來源于霸權主義的爭奪，它損害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第二南北問題。這是今后國際問題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1985年3月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為新時期黨和國家制定對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他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抓住了這兩大問題也就從錯綜復雜的國際矛盾中抓住了制約影響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時代的主題。
處理中美、中蘇關系是這一時期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中美關系雖因售臺武器等問題受到嚴峻考驗，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仍保持穩定發展。1989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破裂20多年的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為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大國關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為新時期黨和國家制定對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
隨著中國外交方針的調整，中國外交得到全方位的發展，一個有利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環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達137個。
